安邦咨询：美债风波已警示中国亟待作出战略变革

　　正当美国国会为提高债务上线争吵不休之时，部分金融机构悄悄做起了美债违约的准备。虽然目前看来，美国仍然很有可能在最后时刻提高债务上限，且在8月2日债务上限到期之后，政府的现金还能维持两周左右，但从现在开始做一些预防工作也未尝不可。回顾历史，美国曾发生过5次债务违约。除了1979年那次主要是由于政府工作混乱所致外，其余几次都是因为政府没钱了。而结果都是美元不得不贬值，并使美元购买力显著下滑。

　　即便如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7月25日仍在香港信心满满地表示，她希望中方放心，美国不会遭遇债务违约。她说：“现在很多人都关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我却非常有信心，相信国会将达成一致，提高上限，并在奥巴马总统的努力下改善我们的财政状况。”在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希拉里虽然对中国提供了保证，但希拉里是一个负责外交的政治家，对于美国经济运营她是完全的外行，甚至都不在决策圈里面。我们的外交部门一向重官不重民，对于外交部门获得的保证，必须有保留，否则风险太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安邦才建议要对现有的美债采取一定的对冲等保险措施，同时也要防止人民币出现剧烈的大幅升值。

　　不过，考虑到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过于庞大，中国只能针对部分债券采取小规模的对冲措施，否则，成本将极为高昂，风险很大。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持有美国国债11598亿美元，对这部分存量债券，中国要想在短期内掉转船头，几无可能。这一次美国债务上限纠纷，给中国最现实的启示，应该是加快长远的制度改革，减少对美国债券市场的依赖。这意味着，现有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要逐步走向自由浮动。试想，如果中国央行继续大力干预汇率，并以之换来庞大的外汇储备，除了继续购买美债、欧债等少数的投资品种外，很难找出几个具备足够深度和广度的市场，能够承接庞大外储。这将使中国在外储配置上继续处于被动的局面，对美债、欧债风险亦无能为力。

　　在此过程中，中国还将在“斯蒂格利茨怪圈”中越陷越深。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1年3月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在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储备资产占71%。而在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FDI)占62%。这意味着，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逾七成集中于低收益的储备资产。而对外负债中，高收益的FDI占了逾六成。更重要的是，国际通行的FDI统计法是按照市场价值法，但由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未上市，没有据以计算的市场价值标准，所以一直采用历史成本法，忽略了巨大的增值部分，从而低估了中国的海外负债，并高估了中国的对外净资产。

　　不过，要中国央行短期内放弃干预外汇市场，可能性并不大。作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安邦建议整合中国对非洲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尤其是非洲的投资战略，寻求在美欧日之外的发展机遇，寻求在中东和俄罗斯之外的能源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进程，提高企业和居民海外投资的自由度，从而增加私人部门的购汇意愿。如此，庞大外储增长的步伐将减缓，甚至发生逆转。外储的资产配置、风险应对等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美国债务违约风险的升温，给过度依赖美国债券市场的中国再次敲响了警钟。短期内，中国可能需要采取一些风险对冲措施。而要从根本上扭转外储配置的被动局面，深刻的制度变革必不可少。这其中，安邦倡导的中国版非洲“马歇尔计划”，将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助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