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我小时候妄想改变中国 现在想着如何改变自己

  在上大学之前，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家人和老师，是他们让我感觉自己背负着某种责任。

  我中学时喜欢写日记，写的都是要「改变中国」，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妄想。那时，我的中学老师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她是林彪的同学，出身不好。1949 年以后，她的父亲投诚了，没想到后来又要镇压，而她父亲还算是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就被斗死了。

  她父亲死后，给她留了两个屋子的洋面，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面粉，他以为这两屋子的洋面就足以养活一家子的后半辈子了。但实际上，他们家从那时候开始就家道中落了。再后来，我老师遭到政治运动的迫害打击，被折磨得都快疯了，在墙上涂涂画画，也没法再给我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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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是班长，只有十四五岁，偶尔会去看她。在我印象中，她的房间里有一根电线吊着一个小灯泡，灯光很昏暗;她因为心脏不好，气都喘不过来，所以总是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外边下着雨，屋里点个小炉子，我坐在那里，听老师讲历史。她是历史系毕业的，会给我讲家族史、社会史，讲社会是如何的不公正，要如何去改变。她讲的这些让我感到很震撼，所以我写日记时就有那么一点「妄想」。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教书人，办教育的，所以家里人都有读书的习惯，都有着积极的价值观。在文革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书，我受到老师和家人的影响，读了很多人文方面的书。这些书也让我有「妄想」，想要「改造中国」。

  1977 年，我去考大学，当时有很多人报考，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当时我能考上，可能也跟前半生受到书和老师的影响、产生了某些「妄想」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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