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土木的背后 是武汉市怀揣的万亿梦想和光荣

　　数据或许是枯燥的，但人们的感触则比数据来得更加直接。实际上，改革开放后，武汉人并非完全落后于市场经济的脚步。以著名的汉正街为例，1979年，103位武汉人开始在汉正街摆摊做生意，这个位于汉江和长江交汇处的嘈杂老街，迅速成为中国探索市场经济的试验场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汉正街“买全国、卖全国”的经营模式吸引全国各地的商贩前来“打货”。汉正街亦迅速成为中国对内搞活经济的典范，成为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和“试验田”，并迅速发展为“天下第一街”。

　　彼时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建设还没迈开脚步。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重要市场时，汉正街却不断后退，在全国的排名直线下降。

　　“汉正街还在原地踏步。”来自浙江、在汉正街经营服装生意十几年的老刘说，破旧、水货和小偷横行一直是汉正街给外界留下的印象，至今，这种面貌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武汉占的位置比较重要，在那个时代得到比较多实惠。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有优惠政策，政策和资金都向这些地方倾斜，武汉属于内陆地区，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优势丧失了。在新的经济利益格局变动中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优势，这是发展缓慢的客观原因。”张笃勤认为，另一方面是武汉的内陆意识、思想观念和沿海有较大的差距。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武汉发展滞后的现象更加凸显。作为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老工业基地，武汉众多国企的亏损局面日渐突出，下岗压力逐渐增大。“那个时候经常有大批面临下岗的工人到政府门口静坐或者干脆堵住交通。”在武汉长大的小唐回忆道。

　　“当时武汉市认为工业基础好，这不但不是优势，反而是个包袱，所以谈到武汉发展缓慢时，总是把责任、客观原因归结到武汉是个老工业基地，包袱重，因为企业职工多，下岗工人多，是个包袱，这导致了对工业不重视，把传统的优势丢掉了，新的优势又没建起来。”张笃勤说。

　　2002年开始担任武汉市市长的李宪生曾连续三年在全国人代会上发言，追问“武汉在哪里”，疾呼中央支持中部地区发展，重视武汉在中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从这个时候开始，武汉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脚步。“一方面，武汉对原有的工业进行转型升级调整，另一方面开始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洪可柱说，在空间布局上，武汉将城镇化和工业化有机结合，把主城区的工业迁到远城区，促进远城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主城区则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在自身求变的同时，外部尤其是国家的政策利好也先后“光顾”武汉。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今年3月，国务院批复《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明确武汉的定位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对于这一定位，中部其他城市并不完全认可，“不服”的声音频出。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但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这些年武汉的发展比较滞后，在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方面不如这些城市。”彭智敏说，长沙、郑州、合肥这些中部兄弟城市的发展都很快，有很多值得武汉学习的地方。“比如长沙的民营经济，远大、三一重工(600031)等，发展都非常快，反观武汉的民营企业连‘十年老店’都非常少。”